中方第二批反制措施正式出臺，引發世界廣泛關注。

  這個背景是當地時間7月10日，美方宣布將對原產于中國的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8月1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發表聲明，擬將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稅率從10%提高至25%。

  另一方面，美方又不斷放出風聲，聲稱他們在尋求與中方談判，還不斷放出似真還假的“中美高層接觸”消息。

訛詐

打還是談？中美貿易戰繼第一批500億美元貨品加征關稅后，進入第二階段，局勢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美方一下子壓上了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25%的關稅，足足是第一階段500億美元的四倍，這種極限施壓，是特朗普談判的慣用手段，被外界普遍認為是想逼迫中國回到談判桌。但中國不緊不慢地跟了600億美元的牌，還按照4檔不同稅率加征關稅，從5%到25%，比起美國一股腦兒壓上2000億美元、25%關稅，中方的態度更值得琢磨。

而面對美方不斷放出的和談消息，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明確表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協商，才是解決貿易分歧的有效途徑。”美方的這種行為，被中國指責為“單邊的威脅”和“訛詐”，也就是說，要和談，美方首先要表示誠意。

從商務部表態看，中國似乎并不著急和談。

對付美方“一手大棒一手玉米”的手法，如同重慶談判與上黨戰役同時進行，如同抗美援朝戰場上上甘嶺戰役與板門店談判并行不悖，我們理所當然要“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

應對

什么是中國“革命的兩手”？

王毅外長在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雙邊會見，會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宣布，雙方在大方向上達成一致，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通過談判解決彼此關心的問題。雖然王外長向媒體明確提到的只有“一個中國”和朝鮮半島問題，但有理由相信中美貿易也在他所說的中美“彼此關心的問題”行列。

王外長其實點的很透，中美雖然在經貿問題上有摩擦，但跳出經貿，在很多區域和國際問題上，美國離不開中國的合作，美國不應把事做太絕。

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在美國升級貿易戰后，適時宣布反制措施，讓對方知道我們維護自身權益、反擊對方的決心。以斗爭求團結，沒有斗爭，求不來團結。

中國這第二批反制措施的看點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600億和2000億，看似數量上不對等，其實中國有自己的現實考慮。

據中方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出口額4298億美元（按美方統計是超過5000億美元），自美國進口額只有1539億美元。所以，對美方第一筆500億美元貿易戰，我們可以“同態復仇”，同樣制定500億美元的報復清單，加征同樣的25%稅率；但對美方已經宣布追加的2000億美元清單、以及未來可能進一步追加的2000多億美元清單，我們就不能“同態復仇”了，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部分報復通過貨物貿易實施，另外一部分在貨物貿易之外，甚至是在經貿領域之外。

“貿易戰”既然是“戰”，就沒有理由要求中國亦步亦趨按照對方的招數還擊。所以，大家不要覺得中國用600億美元報復清單還擊對方2000億美元加征關稅清單“不對等”、甚至覺得“不過癮”；美方也不要以為未來若實施那2000億美元清單，遭到中方的報復僅僅局限于這次公布的600億美元清單。

時間

中方這次反擊措施的另一個看點是充分考慮了對自身損害最小化，這一考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宣布反制措施的時間選擇，以及報復清單劃分為4檔。

在此次貿易戰爆發之初，我就提出，中國應當重視貿易爭端與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要趨利避害，最大限度降低貿易爭端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最大限度增強對對手的打擊和制衡，防范貿易戰對手與國際游資借貿易戰操縱打擊我國金融市場。即使在僅涉及貨物貿易的狹義貿易爭端中，我們也需要高度重視貿易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因為無論各方口頭爭論、威脅多么激烈，無論各方公布的加征關稅、貿易禁運清單規模多么龐大，涉及產業領域多么關鍵，只要貿易戰各方尚未正式開始加征關稅或禁運，相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就不會受到實際影響。但是，所有這些口頭爭論、威脅、層層加碼，已經足夠在金融市場上掀起巨大波瀾了。

所以，美方擴大貿易戰規模和中方宣布反制的時間點就很有意味。

當地時間7月10日，美方宣布將對原產于中國的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當時，中方沒有立刻宣布明確的反制措施；直到美方宣布提高加征關稅稅率兩天之后的8月3日，也就是星期五晚上，中方才宣布反制措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貿易報復措施必然會對股市產生沖擊，7月初，中國股市正驚魂未定，中方如果當時就宣布反制措施，對股市必然雪上加霜。等到北京時間8月3日（星期五）晚上20點宣布反制措施，接下來兩個非交易日可供A股市場消化這項反制措施的沖擊。而北京時間8月3日（星期五）晚上20點是紐約時間8月3日（星期五）早上8點，也剛好是美股開盤前。

風險

其次，美方威脅要對追加的2000億美元貿易戰清單加征25%關稅，而我方提出的600億美元報復清單還劃分為5%—25%的4個檔次。美方的“威風”做法在輿論效果上很占優勢，但細究之下，要落地恐怕沒那么容易，承擔的風險也更大。相比美國，中方的報復清單劃分檔次，更有操作性，同時盡量使對中國下游廠商和消費者的負面影響最小化。

貿易戰開始以來，特朗普一手操盤，幾輪談判都被推翻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慣用的談判手段，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從未賦權給談判代表團。而白宮內部在對華貿易上一直存在對立的兩派。

一派是以財長姆努欽為代表的溫和派，主張與中國積極對話，避免中美貿易沖突擴大化。包括美方長期參與對華事務的前財長保爾森和黑石集團首席執行長蘇世民等。保爾森就是姆努欽在高盛時的上司。

另一派就是以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總統貿易顧問納瓦羅為代表的鷹派。這一派認為，通過對話和談判是無法解決與中國貿易問題的，美國必須對中國采取強硬措施，迫使中國做出真正讓步。

但層層加碼，貿易戰帶來的風險也隨之增大，勢必加劇特朗普團隊內部的分歧和美國政商界的憂慮。

須知，2017年以來，美國通貨膨脹壓力明顯上升，2014—2016年美國消費者價格同比漲幅分別為1.6%、0.1%和1.3%，2017年上升到了2.1%，2018年前5個月依次為2.1%、2.2%、2.4%、2.5%和2.8%，生產者價格同比漲幅依次為2.6%、2.8%、3.0%、2.6%和3.1%，均高于同期消費者價格同比漲幅，表明消費者價格存在未來進一步上漲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給多達200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商品加征高達25%的關稅，未來還可能繼續追加近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而且這部分中國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找不到替代貨源，加征關稅的成本必然會轉嫁到美國國內消費者身上，對美國通貨膨脹造成新壓力。

相比之下，我方將這次宣布的報復清單劃分為4檔，可替代性較差的原料等加征關稅稅率較低，可替代性強的原料、屬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的消費品、與我國國內制造業競爭關系較強的制成品加征關稅稅率較高，明顯是想最大限度削弱貿易戰的負面影響。

但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貿易戰本身必然是兩敗俱傷的，不能指望當期不付出代價，而是要著眼于“以戰止戰”，顯著降低較長時間跨度上的貿易戰和其它摩擦的風險概率以及相關代價；既要讓對方感到疼痛，也要尋求盡可能減輕對我們自己的沖擊。

結語

總體而言，從當前情況來看，中方走的是“總體戰+持久戰”路線，準備應對極端情況，就是美方向中國對美全部貨物貿易出口都額外加征關稅。由于在美方已經宣布的2500億美元涉案貿易額之外，我們還有近3000億美元對美出口，所以，我們還需積極做好防范準備。

因為在貨物貿易中，中國是生產方，美國是消費方，所以貿易戰對中方的沖擊峰值出現在前期，對美方的沖擊會出現在后期。美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峰頂，但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消極影響特朗普也應該心知肚明。

在全球經濟和貿易體系中，今日之美國已經不復占有二戰結束后初期和冷戰剛剛結束時那種獨步天下的體量份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7年美國實際GDP僅占全球15.40%。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在全球進口貿易總量中，美國進口占比已經從本世紀初最高時的18.92%下降到2017年的13.42%，相當于最高峰時期占比的七成。

對中國來說，這場國運之戰避無可避，不如積極應對。對外繼續擴大開放，努力開拓美國之外的其他海外市場；對內堅定不移推動改革，培育廣大的國內市場，努力化危為機。

非洲大草原上動物之所以如此強壯，就是隨時隨地需要奔跑應對危險。國家的發展同樣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多少年后，可能我們還會感謝這次貿易戰，讓中國更加清醒，也更加努力。